天意即民意
遭遇灾异时人君都会十分紧张，一般都会征求他最信任的大臣意见，被咨询大臣就能利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特定灾异进行具体释义，提出解决的措施。历史上确有很多品质上乘的名臣劝导皇上一定要考虑民意，认为天意即民意，符合民意就能挽回天意。
高堂隆是三国时期曹魏名臣，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即位后任太史令。青龙年间，明帝多造宫殿，高堂隆为此上疏切谏。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帝问高堂隆：“此何咎也？礼仪上有没有祈福除灾的意义吗？”堂隆抓住机会，利用《易传》语录进行直谏：“居上不俭朴，在下不节约，灾火烧他的宫室”；“君王高筑楼台，天火成灾”。接着他又发挥说：“这是君王一心只致力于修饰宫殿，不了解百姓亏空竭尽，所以上天以旱灾回报，火就从高高的宫殿燃起。”明帝用诏书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发生火灾，反而是用大建宫殿来镇慑，这又怎么解释？”对答说：“这是夷、越族的巫师所为，不是圣贤的明训。《五行志》记载：‘柏梁火灾，在这以后有江充巫蛊之事。’（参见第33篇）正如《五行志》所记，越人巫师诱惑修筑建章台，并没有镇慑灾难的作用，现在应该遣散民役。宫殿的建制，务必从简节约；清扫火灾的地方，不要冒昧地另行施工，那么瑞草、禾苗一定能在这儿生长起来。如果继续耗费民力，枯竭民财，不是招致符瑞，安抚远方之人的做法。”
甲申（十五日），在大辰星旁出现异星，后又出现在东方天际。高堂隆抓住机会上书说：“凡是帝王迁移都城或者兴建城邑，都要先选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神的地方，恭恭敬敬地尊奉他们。只是大修宫殿，使人民失掉生计。外人都说：‘宫中的花费与军国总费用几乎相等’，百姓忍受不了，都抱有怨恨愤怒的情绪。《尚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意思是说：‘上天耳聪目明，实际是人民耳聪目明，上天显赫威灵，实际是人民显赫威灵。’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如今宫殿修建过盛，彗星在天空闪烁，这就是仁慈的天父发出恳切的训诫。陛下应当尊崇孝子恭谨接受的礼仪，不应当忽视它，以免加重上天的愤怒。”高堂隆多次恳切直言规劝，明帝颇不高兴。侍中卢毓进言说：“我听说君王圣明则臣下正直，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这正是我们不及高堂隆之处。”倆大臣相互配合，明帝怒意才算消解。
利用天人合一排斥异己
天人合一属于唯心哲学思想，没有客观标准，在遭遇灾异皇上征询意见的时候，全凭大臣的三寸不烂之舌引经据典，品质不端的大臣揣摩上意进行恭维，也可以将其作为工具引诱人主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异己人士。
西汉元帝刘爽时期中书令石显专权，其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把持朝政。京房想除掉他们，在一次元帝宴见他时，趁机下说词，提出了灾异论。他先讲了一通帝王任人不当，会造成天下大乱，灾异横生，然后指出：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记灾异尽备。”他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用人不当所致，把石显端了出来。由此，石显、“五鹿充宗”等对京房更心怀怨恨，借机罗织罪名，最终竟将京房置于死地。
在以灾异干政方面，京房失败了，但他发展出的这套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却影响甚大。中国古人重视观察记录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与这种思想方法不无关系，这一特点的形成，就是由于天人感应思想和京房这套灾异论影响的结果。
东汉末年的董卓在何进与何苗的部下都投靠其下后，他又暗中指使丁原部下吕布杀死丁原而吞并了他的部队，使兵力大增。于是他暗示朝廷，以下雨不停止为理由，让皇帝颁策罢免司空刘弘的职务，由自己接任。
第102篇说到宋仁宗赵祯即位时只有十三岁，由太后刘娥垂帘听政直至其去世。赵祯成人后有大臣认为太后应该还政于仁宗，一直没有表达的机会，后来宫廷失火，殿中丞滕宗谅乘机发言：“国家以火德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请太后还政，言尤鲠直，皆不报，此事未成。
还是这个宋仁宗在遭遇旱灾的时候咨询御史中丞高若讷，若讷因言：“阴阳不和，责在宰相。《尚书》中有一篇《洪范》曰：‘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帝用其言，即罢宰相贾昌朝等，高若讷如此这般就搬走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历代朝廷内都有观察天象的官位，叫作司天监，也有叫日官，他们对异常天象具有解释权。还有太史令，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和天文历法等，魏晋以后，修史之职归著作郎，太史专掌历法。上面说到张衡和曹魏的高堂隆都是太史令。隋改称太史监，唐改为太史局；宋有太史局﹑司天监﹑天文院等名称；元改称太史院；明清称钦天监，修史之职归之翰林院。因此司天监和太史对灾异的解释最具权威性。譬如东汉桓帝时期延熹元年夏五月出现日食，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奏称：“出现日食灾异，罪过在于大将军梁冀。”梁冀听到这个消息后进行反击，授意洛阳县令逮捕和拷问陈授，陈授死在狱中，桓帝因此恼恨梁冀。
北宋的司天监，为宋代天文学发展做出贡献
有心机的官员想要利用天人合一来排斥异己必定要做好司天监或太史令的工作，历史上司天监或太史令被人收买利用的例子不胜枚举。下边的故事发生在十六国时期的后赵。
后赵领军王朗对后赵王石虎陈言说：“隆冬雪寒的季节，太子却让人砍伐修建宫室的木材，沿漳水运送而来，参与劳役的人有数万，吁嗟叹息之声充溢道路，陛下应当乘出游时加以制止。”石虎听从。太子石宣发怒。适逢火星在房宿，石宣让太史令赵揽对石虎说：“房宿是天王，现在火星停留于此，祸殃不小。应当用显贵大臣中姓王的人承当罚责。”石虎说：“谁能承当？”赵揽说：“没有比领军王朗更显贵的了。”石虎心中怜惜王朗，让赵览再说其次的人选。赵揽无法回答，于是说：“其次只有中书监王波了。”石虎于是下诏，追究王波从前评议送矢给汉国，自取其辱一事的罪责，处以腰斩之刑，连同四个儿子，将尸体丢入漳水。石虎自知亏心，不久就怜悯王波没有罪过而遭极刑，追赠为司空，封王波孙子为侯。
利用祥瑞献媚皇上
前文说到，天人合一认为祥瑞是表示天意的，是上天对于人君的奖赏，皇上自然喜欢出现福瑞。古代祥瑞种类繁多，大体分为五种，即五个等级。古称“（麒）麟凤（凰）龟、龙、白虎等五灵，王者之嘉瑞也”，即最高等级的瑞兆。以下分别为大瑞、上瑞、中瑞和下瑞，不一而足。据说周武王进攻商朝时，有白鱼跳到了船里，有火焰降到了武王的房顶，然后化为一只鸟。这些祥瑞，被认为是上天任命武王为天子的象征。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据说他做皇帝时，五大行星曾一字排列出现于天上，此外还有其他许多祥瑞。
曹魏时期的司马懿就是通过给皇帝献祥瑞，得到了皇帝信任。魏文帝曹丕想立郭贵嫔为皇后，因不合礼制，遭到多数大臣反对。司马懿及时献上祥瑞“玉印”，使郭贵嫔获得“金玺未授，而玉瑞先显”的有利局面，成为魏文帝生前所立的唯一一位皇后。无嗣的魏明帝将来历不明的曹芳、曹询分别封为齐王和秦王，在朝廷内外引起诸多非议。由于魏明帝登基前，曾被封为齐公，因此获得齐王封号的曹芳，很可能成为皇太子。魏明帝册封后不久，司马懿就自称在辖区内发现与上古“河图洛书”具有相同意义的《玄石图》，这一祥瑞成为明帝对抗群臣异议的有力武器，对强化曹芳的地位合法性，起了很大作用。献《玄石图》的第二年，即青龙四年（236年），司马懿又献上祥瑞白鹿，帮助魏明帝进一步巩固了曹芳的继承人地位。司马懿此举获得魏明帝的高度好评。
几乎每一个皇帝即位，都有一些祥瑞出现。以儒者为主体的臣子们，也把发现祥瑞作为自己政绩的表现，向皇帝汇报。因此出现了许多弄虚作假的情况，甚至越是朝政败坏的时代，祥瑞越多。袁世凯称帝前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各种祥瑞，就如泉水一般，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堵都堵不住。四川当地碰巧发现一个溶洞里有两条镶嵌在洞壁上的恐龙化石，地方官们为了谄媚，就趁机向袁世凯发电报，说这是真龙天子出世的祥瑞之兆，而这“真龙天子”必属袁世凯无疑。对此，袁世凯深信不疑，“龙颜大悦”之下还专门拨下几十万元巨款对“龙骨”进行保护。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他的父亲袁保中墓侧突然长出一根紫藤，有一丈多长，蜿蜒盘绕，宛若游龙。袁世凯命自己的长子袁克定前往老家视察。一心相当皇太子的袁克定回到老家，看完之后立马回信：“是藤滋长甚速，已粗愈儿臂，且色颜如血。或天命所归，而降此瑞验耶！”这就更加坚定了袁世凯称帝的决心。
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
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董仲舒在《立元神》中说：“何为本？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天地就是自然，人类是自然的成员，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但不能破坏之，一旦自然遭遇破坏，上天就会向人类发出警示，不予重视归正，定要遭遇惩罚。譬如工业化的发展人类遭遇温室效应、臭氧破坏、水体污染等一系列困扰，这就是一种严厉的谴告。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代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我们要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反对片面的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树立“天人合一”的协调发展理念，在更高的科技水平上取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天”就是自然法则，就是民心所向，但是要懂得自然法则，懂得民心所向并非易事。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畏天就是要敬畏自然规律，敬畏民心所向。“天”意味着“大”，凡天大的事情就不能漠视。譬如“民以食为天”，譬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等，违背自然法则，违背民心所向早晚都要遭遇老天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