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三教九流儒家为首”中对儒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创始人孔子，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以及他们的政治主张，流行的至理名言作了介绍；第116篇叙述了南宋时期的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元制，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出自朱注《四书》。《四书》不仅是儒学经典，还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
儒学主张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也是孔子的学说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变革社会中无人理睬，而在汉武帝时受到“独尊儒术”的待遇的原因。由于儒家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统治安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历代封建王朝对孔子尊崇备至，包括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王朝的金朝、元朝和清朝。金国上层有远见者深知，欲立足中原，必须依靠儒家思想。明昌二年（1191年），崇尚儒学的金章宗拨钱76400多缗，大修孔庙。有金一代，孔庙总共重修四次。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对大部分建筑还是按照旧制进行复新，将金时所建的庙宅外门封起来，另建庙学。清代对孔庙的修建达十四次。千百年来，孔庙总共经历大修十五次，中修三十一次，小修数百次，终于达到今日九进庭院的宏大规模。
儒学被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称赞孔子是千秋万代人们的表率。到清朝时，康熙皇帝亲自写了楷书的匾额“万世师表”，下诏挂在孔庙大成殿梁上。历代王朝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无处不在。
康熙皇帝亲自写了楷书的匾额“万世师表”
衍圣公，为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始于1055年（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改封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
衍圣公是中国封建社会享有特权的大贵族，宋代时相当于八品官，元代提升为三品，明初是一品文官，后又“班列文官之首”，清代还特许在紫禁城骑马，在御道上行走。衍圣公因得益于先祖孔子荣耀，成为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世代腾黄，地位显赫的特殊公爵，与朝廷互相依偎，成就孔府的天下第一家，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也是叹为观止。
后世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其他学派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在思想整合过程中或滑向宗教，或滑向神秘，或隐而不显，无法与儒学抗衡，从而其思想光环被儒学所掩盖，再也难以形成与儒家鼎足而立的局面。从孔子而后，儒家就占据了中国思想的头把交椅，历朝历代解读儒学经典的名家荟萃，成就汗牛充栋。加之后世儒学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典范，几乎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了解一些儒学要义。有人读《论语》，读儒家典籍可以治理国家；有人读儒家典籍可以治理社会；有人读儒家典籍可以提高学术修养；有人读儒家典籍可以管理家庭家族；有人读儒家典籍可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人生追求。儒家思想就是一个百宝囊，可以解决每一个人所期盼的问题。如《论语》中孔子的每段话都围绕着世人关心的问题，都能提供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孔子的每一句话都能阐释成一部大书，供人们一辈子受用。
儒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一，儒学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包括对于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两方面。古代中国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深刻的受到了儒学的影响，很多作品甚至直接表达出来的就是儒学的思想观念。
杜甫在诗中常自称为儒生、老儒，而且他的抱负是“致君尧舜仁，再使风俗淳”，是说“辅助君王使他在尧舜之上，要使社会风尚变得敦厚朴淳。”这正是儒学那种关心民间疾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唐代大家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实质上也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古文运动与韩愈同时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在内容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二，儒学对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可以从史书编纂及史学理论两个方面来看。《史记》就深受儒学的影响，如通篇强调的大一统思想及尊王攘夷的思想，正是源出儒家。司马迁对《春秋》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春秋》是礼仪之大宗。他还对孔子十分尊重，以《世家》这样的高规格阐述孔子生平，还不时用孔子的言语来评价历史事件及人物。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也处处体现着儒家观念。他说：“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友以信。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系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盘石。”在这里，司马光把礼、仁、义、德等儒家的核心内容作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石。
其三，儒学对佛道两教的影响。古代中国文化结构由儒释道三教共同来维系，这三种文化形态在形式上相互联系，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在保持各自的特征的同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儒学是主干，佛道为补充。佛教道教的传入产生与发展，都不免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在后篇专述佛学和道学时还会涉及。
儒学为历代统治者所喜欢和吹捧，包括近代企图复辟的袁世凯在内，他为了实现坐上皇帝龙椅的目的，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为自己复辟做舆论准备。因为孔子当时的思想就代表着帝制的复辟。张勋复辟时，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目的，也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都把孔子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圣人位置。
但对于想要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王朝的农民起义军来说儒教就是一大障碍，每逢社会面临大变动的时候，含有贬义头衔的孔老二的孔家店经常面临被砸烂的威胁，包括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者们抬出的是代表民主（democrat）的“德先生”和代表科学（science）的“赛先生”，与孔教的祖师爷孔子势不两立。当时的口号是：不把孔子拉下马，德、赛二位先生就没座位。
明清以后的八股取仕使得读书人变的迂腐而没有思想，遭遇了严厉的讽刺和针砭。科举制下，儒生把儒学当作求官立名的工具，儒学异化了。士大夫儒家精神的培养本来要靠个人行为修养，社会的赞同，但是在科举制度下，这种激励机制弱化了，沦丧了。
清朝末年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内政外交所需的其他许多知识，均出于科举士人的旧学视野之外。改革人士提出了改革科举考试的方案并付诸实施，戊戌政变发生，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有关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也被废除。至1905年9月，实行了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这是对儒教的一次直接否定。
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的基本事实。“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一直是指导绝大部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的。虽然儒家思想成形于两千多年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及必须舍弃和批判的观念，但儒家思想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它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铸就中华民族精神的先驱。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连续不断发展的历史文化，正是这一文化的精华铸就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积淀，是其他任何学派所无法比拟的。
总之，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是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础，更是人类普世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之一，儒家思想促进了民族的统一与融合。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思想体系，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且还不断地越出国界，传播到东亚、东南亚和欧美各国，与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思想文化互相撞击，互相融合，对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社会风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还正式批准设立国际“孔子教育奖”，这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国设立的奖项，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最高级别的国际奖项。孔子教育奖的设立对传播儒家思想，使其具备时代要求，对当今世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应当“属于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