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乾隆帝的正面评价可以概括成，其在位期间，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使社会上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康乾盛世”在此期间达到了顶峰。同时乾隆平定了准噶尔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巩固和开展了这个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今天中国固有版图。
文化建设方面也有所作为，在其主持下，由纪昀（即纪晓岚）等三百六十多位高官及学者编撰，三千八百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其卷数是明《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搜集四库全书时同时毁灭大量对大清不利的古籍档案，据统计被毁书籍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十五万册，销毁版片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故有学者把《四库全书》称为“四库毁书”。
取得了成就的乾隆帝变得好大喜功，唯我独尊，虚荣心盛，挥霍浪费，听信谗言，固步自封等等。
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
他自身的文字修养水平一般般，为了冲淡自己的武夫形象，他极力附庸风雅，收藏历代书法精品，到处题字，卖弄学问，仿佛是一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儒雅之士。弘历写了几千首诗，号称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诗人，为了韵脚他甚至不惜造字，让他的诗生僻难懂，十分拗口。这就是他没有一首像样的诗词流传下来的原因。
在舞文弄墨迷人的表象掩盖下，乾隆帝的另一面却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狂热推行者。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以清朝为最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整个文坛，一片肃杀之气。
乾隆所兴起的文字狱，在清朝历代中为数最多。文人胡中藻写了“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乾隆认为这是诽谤清朝，将胡中藻灭族。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出版以后，被邀功的小人揭发，说是其中有“怨望讪谤”之词。那么所谓“怨望讪谤”之词是什么呢？说来可笑，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无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们竟望文生义，强词夺理地指责蔡显含沙射影[4]，“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姓明朝天下，“异种称王”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结果，蔡显和他的十七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原因就是一句吟咏牡丹的诗句。
乾隆大兴文字狱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字贯案”。举人王锡侯，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十分寻常。殊不知，这一举动在当局的眼中，已经属于“大逆不道”。因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何况《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构成另一罪状。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板书册全部销毁，而且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五十三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无怪乎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
听信谗言，养奸纳垢
随着时间的推移，乾隆帝喜听小人谗言，在政治上也越来越腐败。尤其是其晚年重用大奸臣，“贪官之王”和珅，使清朝国库逐渐虚空。
和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受到乾隆的信任和重用。乾隆统治后期把帝国的行政大权交给他，擢升他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相当于宰相重任，还兼任九门提督，即首都治安总司令。和绅有着绝顶的小聪明，熟谙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英明盖世的乾隆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绅的全部行政才能是贪污和弄权，在全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贪污系统，把清帝国的墙基掏空。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形势。上篇说到乾隆崩，靠山丢，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皇帝重用刘墉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和绅随后倒台。“春正月丁丑，和珅赐死於狱”，同党“福长安论斩”。查抄他的家产折合白银九亿两，相当于全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亲人贪污的款项，总数应该不下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绅当权刚好二十年！清朝在他手上由盛转衰。
乾隆重用贪官之王和珅
奢靡挥霍，国库掏空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故事流传民间，妇孺皆知，他和隋末亡国之君杨广有一个同样的爱好，喜好去繁华似锦的江南游玩。
乾隆皇帝欲下江南一开始就遭遇大臣的反对。乾隆十四年，江南地方官吏为了迎合乾隆，上奏请求乾隆南巡浙江，这一请求正合乾隆的心思。乾隆的南巡集团声势浩大，每次都在万人以上，所到之处极尽奢侈糜费，地方供给极尽华丽壮观，百姓的财富经历巨大的浩劫。江苏学政（教育行政长官）尹会一曾上奏章说南巡造成“民间疾苦，怨声载道”；被乾隆封为“满清第一才子”的皇家教师纪晓岚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怒不可遏。如今的影视剧津津乐道乾隆下江南时“微服私访”，实际上乾隆从不“微服私访”，即使有也是出于“猎奇”和“嫖妓”的用心，绝不是因为了解民生疾苦。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就因为“微服出巡”，去秦淮河上嫖妓彻夜不归，皇后在伤透了心的情况下把万缕青丝一刀剪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截发皇后。
说乾隆帝下江南纯粹是玩也有点冤枉，视察水利是他的活动之一。乾隆也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在六次南巡中乾隆有五次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经过治理，高家堰共有五座水坝，分别被命名为“仁”、“义”、“智”、“礼”、“信”。每当洪泽湖水位上涨时，根据水势情况，五座大坝可以及时分别调节水的流速和流量，非常有效地保证了大堤和下游的安全，这一点必须予以肯定。反对者则说其行为是为了笼络人心。
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也完全认识到南巡的错误。在《清史稿》的《吴熊光传》中，记载了乾隆说的话：我当皇帝六十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惟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乾隆除了下江南游荡猎奇外，还花费巨资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作为皇帝家常的供玩。从前秦二世胡亥筑阿房宫，南朝陈后主起三阁，隋炀帝营建显仁宫芳华苑，华丽也不过如此。
乾隆六下江南劳命伤财
虚荣心盛，固步自封
乾隆的虚荣心还体现在满清帝国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清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清国和这些国家“建交”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他们向清国进贡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是贪图清国的赏赐。乾隆皇帝为了鼓励清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乾隆皇帝为了一己虚荣和面子，把百姓的税钱不当回事，使中华帝国的财富大量外流。
弘历固步自封，闭关自守，错过了了解西方世界的最佳机会。欧洲这时建造出新式战舰，在各个方面迅猛变革发展之时，也正是在弘历自我陶醉之际。世界的进步与清帝国擦肩而过，被迅速超越。这就导致清王朝从此开始衰落和以后的被动挨打，民怨沸腾，最终走向灭亡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