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麦收季节，张美兰有了身孕，我是既高兴也担心。人在乡下，两手空空，在哪里生孩子，有了孩子怎么办？岳母表示她会全力以赴的帮助我们，南通二老说，如果我们上班了可以让小妹妹到徐州给我们带孩子。老人的支持使我们基本放心了，时间在飞逝，小生命在成长，预产期在春节前后，我们期盼着。
一晃就入冬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灾难降落到我的头上。一天下午毛庄公社的一位共产党的副书记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说南京房管部门来了三人要我把到他们单位串联的有关事情说说清楚，并要求我当天晚上就不能走，床铺已经准备好了，生活所需会通知我老婆送来的。来势汹汹，我这就被隔离进学习班了。
吃晚饭的时候张美兰挺着肚子给我送来了洗刷用具和换洗衣服并询问南京来人，究竟是什么原因，由于对方含糊其辞，美兰跟他们吵了一架。我心中有底，我是到过南京房管部门，但没有做什么坏事呀，因此我就劝说她回去，没有什么事情的。但我十分担心她一个人的生活，怎么去井里弄水呢？怎么把水挑回我们的磨坊小窝呢？
1967年的春季，我这个坐不住的人响应毛老人家到工厂到农村的号召，来到了学校附近的南京市房管局的一个下属单位，认识了一个姓高的工人师傅，他又把他们系统一个年轻的造反头头小刘介绍给我，这样我们就有了些来往。当时我们偶尔到南京郊区游玩，向高师傅借自行车用，那个小刘跟我说说他们造反的事情，但我没有参与他们任何揪斗当权派的活动。南京来人当天晚上就跟我点明来意，要我交待跟刘的关系。我把如何认识高和刘的过程说了一遍，并说从1969年开始就断绝了任何来往。来人摆出了一副审问的面孔，要我交待跟刘在一起做了哪些事情。我尽力配合回忆往事，但不管怎样认真总是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也只好作罢。就这样天天晚上跟我磨口水，我还是那么些话，他们也拿我奈何不得。我的一条基本原则是，真的就是真的，不能无中生有。
张美兰在生产队里自然沉不住气了，就写了封信夹在我的换洗衣服里让队里的会计赶集时顺便给我送来，结果遭到他们的搜查，并没收了信件。我首次馋到了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的滋味。
来人终于点明了来意，说我是516分子，要我交待参加该组织的过程，以及到他们单位发展成员事宜。这种纯粹莫须有的事情居然如此大动干戈使我觉得十分好笑。他们就认为我这个516一定是一个骨干分子，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伤心病狂，十分顽固，居然不顾怀孕妻子的死活。真是他妈的一派胡言，把我的肺都气炸了。
一天中午他们午睡了，我起来坐在桌子上看到一份东西，正是那个造反派小刘交待我在他们单位的小阁楼里发展他为516的材料。他们醒来后，我跟他们讲明，我看到了这份材料，并且说，这完全是胡说。他们也无法责怪我怎么看他们的材料，因为就在桌子上。我怀疑他们在诱供。有一点要肯定，他们没有对我采用逼供信的行动，这对我坚持说真话创造了一些条件。大概有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样子，因为快要过春节了，他们终于把这个无聊的学习班停了下来，给了我自由。
时间尽管不算不长，但张美兰在外边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季，冰天雪地，因有身孕，没法到井边打水，多亏生产队的保管员王兆坤的帮助。另外她突然胃病发作，又不敢吃药，非常艰难。岳母听说了我的事情，从徐州坐火车到大庙车站，然后步行20多华里到了毛庄见到了我。我吩咐她把美兰带回去吧，我这里也不需要她帮什么忙。我从所谓的学习班出来时正是飞盐撒粉的天气，山如玉簇，林似银妆，我从毛庄到吴楼，又从吴楼到大庙，在银装世界里足足步行了四个小时。太阳出来了，玉碾乾坤，白雪蒙蒙，十分刺眼。想起唐朝诗人岑参描写雪景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无心欣赏雪景，只想早早地到老婆跟前，让她放下心来。那个年代通讯落后，突然到了琵琶山后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雪后井中吊水十分困难
张美兰有信去南通，家里人为我的事情搞得六神无主，父亲后悔让我读了那么多的书，做好的饭是多少还是多少，没有人能够吃下，包括已经懂事的两个妹妹。
孩子快要出生了，预产期就在春节前后。徐州当地有风俗，女儿不能在娘家生产。张美兰找到了她舅家的一个小屋，连一张床都没有，在地上铺了些麦草。我看到了这个情景痛苦极了，难道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过上这种类似乞丐的日子吗，我不同意。后来岳母又跟邻居们打听说生了孩子后过了十天就可以进娘家。这就好办了，我们就在医院里住十天吧。
南通家人还在为我的事情五心烦躁呢，该回去一下。另外兄弟德龙大年初四要结婚，这样我和内弟张新顺大年初一出发，初五就回来。那个年代从徐州回一趟南通老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先坐火车到南京，晚上到中山码头坐船第二天早上到南通港（船票还很难买到），然后再坐汽车到金沙，再搭上二等车到金余。大年初一早上出发，到初二的中午才到家。临行前我十分担心我们在南通期间孩子就要出生。还好，当我们回来时，张美来还在院子里转悠，让我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一直等到了二月二十八日（正月十四）清晨才有了生产的预兆。我用自行车把美兰从北郊带到徐州南关的妇幼保健医院，内弟和岳母随后赶到。天刚刚蒙亮，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要给孩子取名了。当时我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在孩子快要出生时遭遇如此的不幸，搞得手忙脚路，弄乱了我行事早作准备，做到有条不紊的章法。但同时觉得自己挺住了一种考验，活得硬硬梆梆。孩子胎位不正，两腿首先下来的，我主张就叫他“立”吧。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人就是要站正立稳。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做人就得有这样的骨气。
关于516的子虚乌有的冤情一直拖到大概1974年的样子，我已经到了马坡中学工作期间，南京房管部门派人到徐州，并打听到我们工作的单位，到了马坡，当面给我们道歉，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并把所有材料当面烧掉，一付非常诚恳的样子。我提出要他们到毛庄公社我接受再教育的吴楼大队找到队长、会计、保管员说明我的情况，他们也一口答应，并且确实也去了。
关于所谓的516反革命集团中央发了文件，我们觉得这类集团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在我们离开南大前，在军管人员，工人宣传队的领导下，深挖516的行动已经开始，一片杀气腾腾，不停地传说有人自杀身亡，对象基本上是造反派的头头，我们也弄不清真假。1973年我的校友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李建直接从南大到马坡中学工作，我询问他是否留校挖516了（当时我们班也有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毕业离校而是留在专案组内深挖516分子）。他含糊其辞，没有正面回答。后来我们熟悉了，变成了无所不谈的好友，他把自己被莫名其妙地被打成516分子的悲惨经过给我们叙述了。
就在我们毕业离校时，李建（下称李老师）就被隔离审查了，24小时，48小时甚至96小时轮番连续审讯，被搞得疲劳难忍。他当时的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能够睡一会儿，但这是不可能的。他想到了逃跑，到一个地方躺下来睡上一觉。南京有他的一个表姐，他到了她那里。他那副凄样以及他的实情相告立即把表姐吓坏了，窝藏516分子要负连带责任的。就是这位表姐主动向南大提供了情报，李老师立即被重新押回南大，可想而知后面的遭遇了。表姐的行为以及专案人员对他的迫害使他对未来彻底失去了希望，遂走上自杀之路。他从楼上跳了下去，摔成重伤，被送到医院诊治，就这样他才得到了最为需要的睡眠需求，听后令人锥心怆痛。
我从李老师那里知道了很多南京和南大有关深挖516的情况。由于子虚乌有，只要有口供就可以对某人进行隔离，因此大批人群被莫名其妙地逮了起来。南京的深挖总指挥就是当时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许世友，他亲自审问南大造反派头头文风来，对他实行假枪毙，要他承认是江苏省516分子的总头目。文风来是一条硬汉子，从来没有承认过，包括在万人斗争会上造反派中的一些怕死分子当面对他进行无中生有的指控，他总是理直气壮地进行谴责，说这是纯粹造谣。待到深挖被迫停下，宣布他无罪时，由于过度兴奋而中邪发疯了，最后也难逃自杀身亡的命运。这是一个多么黑暗的年代。那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最大的罪人是最大的统治者，造反的人有错也不能采用这种莫须有的，冤屈的方法把人整死。可以说全国没有一个516分子，当时上上下下到底搞了多少不知其数。这种统治的黑暗只能让人嗤之以鼻，我彻底放弃了对政治的兴趣，决心排除其干扰和某些诱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自学，教学和治学的生涯中去。
2008年11月11日于墨尔本
2012年2月6日于芝加哥校对
2023年8月4日上传于徐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