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阶段
被县中录取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但紧接着就是一大堆的困难。本来我觉得好不容易能够到这么一所公办的正规高中就读，生活上一定要比在二甲民中方便得多，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压缩城市户口，临近县城的四个公社的学生一律不能把户口和粮食计划迁到学校，不能在学校住宿，即食宿要求全部自理。实在令人失望，还得象在民办初中那样自己找地方住宿。更为糟糕的是，县中在县城金沙的西北角，哪里完全是乡下，没有商店和饭店，吃饭怎么办呢？ 愁死了。老百姓总是说从金余到金沙12华里，那是指踩到金沙的地盘，即从金余到金沙最东边的一座水泥桥，老百姓将其称作金沙东洋桥。（我猜想我们的老祖宗都是用木头造桥，当年的水泥肯定是进口的，叫成“泗门汀”。后来我学到水泥的英语单词cement方知这“泗门汀”还是英语的音译，难怪把水泥桥叫作“洋桥”。）到县中要穿过整个金沙镇还得再往西北方向走上三里多地才能到达，估计总共应该是18到20华里的样子。父亲当时只能步行到学校附近进行询问家访。回到家后说在学校旁边找到了一家，那家一个老人和一个儿子，儿子在外村当小学老师，平时不回家。他屋里已经住了两个学生，我去是第三个，让我睡在堂屋里。他家里有一口灶，两个灶膛，其中有一个失修不能使用，爸爸说他去修一下就可以让我做饭了，这就意味着要我自炊过日。1961年，我是16周岁，大概1米45的个子，分量也只有70多斤，完全还是个孩子，这就要我自己做饭上学，非常恐怖。我担心粮食怎么去，柴火怎么办，还有蔬菜和油盐酱醋，能不愁人吗？好在当时的伙食十分简单，早晚吃咸菜，只要中午一顿想法子自己做点就行了。
开学前两天就到了那个老大爷家，父亲用挑子担了点粮食，烧火的草和一点油盐。他弄水合泥，把灶膛子修理了一下。一切安排妥当后就把我扔下了。离家前妈妈和姐姐教我怎么做稀饭，怎么做干饭。一个人的饭实在不好做。我就早上做多一点稀饭晚上热一热再喝；中午下课回到住处觉得肚子很饿了，还得做饭真觉得麻烦，我就索性连饭带菜一块下锅，放点盐，做成所谓的菜饭下肚。饥饿是最佳调味品，不管味道如何，迅速充饥是第一位的。每周都得步行差不多20华里的样子回家，因为要为下一周准备柴米油盐。星期日的下午，我学父亲的样子，用一个挑子，一头是粮食，另一头是柴火。母亲总是把最好烧的麦秸或豆秸草省给我。由于个子小，力气小，在路上要休息好几回。小时候多么盼望自己能够读中学，没有想到我这个中学读得有多难。
由于县城附近四个公社的学生全部不能在学校住宿和用餐，大家都在学校附近租房子自炊。学校为了便于管理，把我们这些学生加上金沙镇的放到了一个班，即高一（四）班，全部是走读生。通过反映我们的困难，学校同意我们用粮票购买学校食堂的饭票到学校打饭吃。这是件好事，免除了自己带粮带草做饭的痛苦。父母亲到粮管所把粮食卖了，换成了粮票给我到学校购买饭票，不要再挑粮担草，烧水做饭，减少生活方面的烦扰，把精力投入学习。进入高二，进一步压缩城市户口，全校所有的学生的户口和粮食计划全部迁回原址，这一来大家都平等了，一视同仁了，因此我们四班的这些住在外边的同学也统统搬进了学生宿舍，使用了学校提供的上下铺双层床。刚刚说到父母亲用粮食换粮票的事情很快就行不通了，因为家里只有粗粮，如玉米，元麦，要换粮票必须用小麦和大米。学校食堂管理与时俱进，也不得不改成让学生往食堂里投粗粮以换饭票。这样我们可以把一个月的玉米粉一次性投入食堂，不必每周从家里往学校带粮食了。
高二这一年（1962年秋至1963年夏）是我们国家粮食最为紧张的一年，大家投到学校食堂的都是玉米粉。不是使用饭票管理，而是每人发一张带表格的饭卡，吃一顿划掉一格。不论男女，不论饭量大小，一律相同。家乡人平时不吃馒头，玉米粉也做成干饭，早晚是玉米糊糊稀饭。特别到了晚上下了自习课肚子就饿得不行了。有同学从家里带了点米，晚饭后打开水时把米放到热水瓶里，下晚自习时倒出来充饥，这叫用热水瓶做稀饭。不饿到那种程度谁也不愿意喝这样的稀饭，可当时在我们宿舍里是非常流行，几乎人人都喝过这样的稀饭。
县中的礼堂就是饭堂，伙房就在礼堂旁边。开饭了，师傅们从伙房里把饭桶，粥桶抬到礼堂，学生们拿着缽子排队。轮到你时把表格饭卡交给值班的同学，划掉某日某顿的那一格，你就不能再排队吃两份了。拿着缽子而不是碗，是的，全部是没有涂釉的缽子，就如同上古时候使用的土簋guǐ。到高三时粮食宽松了点，蒸米饭也用这种类似花盆的缽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用碗，或许是大家的饭量都很大，这种缽子容量大。几乎没有菜吃，只能从家里带点咸菜或酱类，饭量能不大吗。漂亮姑娘们也是用的这种丑陋的缽子。没有饭桌，大家就在礼堂里找个地方站着三下五除二一会就解决了。刚才写到值班的同学划掉饭卡上某日某顿的那一格一般是用钢笔画一个圈，一张饭卡使用一个月，十天以后，饭卡就旧了，一些大个子饿急了的男学生就用小刀把那个记号圈刮掉，用指甲将其磨平，去掉细细的被刮起来的纸绒绒，然后再去排队打第二份。这是非常让人害怕的事情，我听到有被抓住的。回头想想饿肚子的事情实在值得同情。
写了这么多吃饭的事情，感到离题了吗？多少年后我接触了马萨罗的人的需求理论，生理需求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作为人首先得解决温饱问题，维持生命，才能谈得上其他活动。我把那个年代学生的生活如实记录下来，让后一代知道我们当年的艰难，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坚持求学读书的。至于什么原因导致当时老百姓的日子这么难过我不想涉及，这不是“情怀”应该写的内容。
回到求学上来吧。我来自一个民办初中，进入高一感觉有点压力。特别是一次有关力学基础的物理小测验，我只考了40多分，全班有一半以上不及格。但有一个男生居然考了90分，还有一个女的名陶一华居然也考了85分，可谓女中豪杰，让我肃然起敬。这就使我觉得日子很不好混。从小学到初中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进入高中一下子到了这种落后的地步实在觉得可怕，不知道会如何发展。但后来慢慢有点适应了，尤其是学到牛顿三大定律的时候我的兴趣来了。我理解了万有引力定律，知道了一个运动的物体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时是永远处于匀速运动的状态，觉得书本中对太阳系的行星运动的解释非常的合理。化学中的门捷列耶夫元素周期表让我对这位科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高一代数中的排列组合及其总结出来的计算方法我觉得十分实用，立体几何和三角的基础是平面几何，因此我学起来也不感到十分困难，尽管有好多同学比我学得好，但我觉得没有考试不及格的压力了，应该是一个合格的高中生了。
这里要专门说一点有关我喜欢俄语的话题。进入高中开始学习一门外语使我产生了非常好的感觉。记得小的时候邻居中有一个比我大10多岁的孩子就读南通狼山脚下的农校，后来听说要考大学，在家中的一个房间里徒来走去的读外语，我在窗外听了一阵，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后来他进入了北京农业大学，太让人眼红了。如今我也能够学习外语了，自然十分兴奋，每天早晨起床总是先读俄语。同我一块住在那位老大爷家的两位同学最怕外语，他们经常用俄语中一些单词开玩笑，譬如Воскресенье（星期天）“袜子搁在鞋里边了”; Дом（回家）是“打毛衣”；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说俄语)是“报告李医师去”；Это китайский（说汉语）是“报告唐医师去”（当时县中两个校医正好一个姓李，另一个姓唐），笑死人了。他们对我能够喜欢俄语，天天早上读俄语感到十分奇怪，可是我却乐此不疲。记点单词，俄语中的六个格的用法对我来说也不觉得十分困难，每次考试在班里总是排在前几名。特别到了高三，俄语课由高深老师担任，女性，我觉得她很漂亮，也很洋气，经常穿着花裙子和丈夫散步，一对十分令人羡慕的情侣，都教俄语。我特别喜欢听她讲课。我在课堂上的表现立即得到了她的注意，经常被叫起来进行对话或背诵有关段落。一旦我的回答有误，她总是笑咪咪地给于提示，她的和蔼的表情让我十分难忘。我和她没有任何单独接触，对他们两口子的情况也不甚了解。直到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一次在南通长江边的码头上与他们邂逅。这个时候我才得知他们两个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都是上海人。中苏关系破裂，俄语不开了，他们两个都在中学里改教英语了。听说我学的是德语，他们两个说我是学的金子银子，他们学的是破铜烂铁。当时我正是对德语充满信心的时候，觉得前途一片光明，根本没有想到等着我的是到一个非常落后的农村初中也改行教英语的命运。
高二年级时班里组织了一次骑自行车到南通游玩的集体活动，我是其中积极性最高的几个人之一。在家里把哥哥做生意的载重自行车骑到学校，然后跟大家一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几个女同学不会骑车的也由男同学带着一同前往。我刚学会骑车不久，不敢冒然带人。快到南通时，有一个同学突然窜到我的前面，我车子的前轮碰上了前面车子的后轮，结果前面车子安然无事，我却重重地摔倒在地，擦破了点皮，没有影响我的游玩。我终于登上了狼山，举目眺望，莽莽长江，雾霭茫茫。此为长江最宽处，北岸至南岸，江水宽约八九公里，宛如浩瀚大海，无边无际。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狼山顶上的广教寺门两边粗大的黑色圆柱上清道光年间州官平翰撰写的那副气吞山河的对联：“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因为它恰如其分地描写了狼山气势之非凡。我们还参观了南郊公园，南通青少年宫，逛了一下人民路，第一次短暂地感受了一下都市生活，亲眼看到了红绿灯，快慢车道和人行横道这些以前在小学课本中学习过的内容。
最左边的男孩就是我
进入高二也开始议论考大学的事情。当年的高三进入复习阶段分成了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理工科，着重数学物理；第二类是医农，要考化学生物；第三类是文科，要考历史和古文。政治、作文和俄语为必考科目。同学中有开始偏科的。坐在我后面的姜汉林的数理化成绩不理想，但就是喜欢语文，他要比一般人成熟，在我对考大学还处于稀里糊涂状态时，他早就认准要考文科。他学习俄语困难不少，但一个暑假硬是把俄语学了上来。并且说，烦死俄语了，但这是块敲门砖，只要考上立即扔掉。我对他的这些话不很理解，但也逐渐开始思考，准备有所侧重。
进入高三，班主任是我十分喜欢的张允中老师，他教我们语文。每周一下午的周会课就给我们开讲各种话题。我觉得这个老师真有水平，从不东拉西扯，每次周会课都有一个主题，让你印象深刻。通过这些周会课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生；怎样愉快地度过一生；修养和礼貌的作用；人生要有目标，如何实现目标；人要解放思想，敢于实现超越自己的理想等等。我喜欢他的周会课超过了他的语文课，情不自禁地给他写信谈感受，也就增加了我们之间单独接触的机会。我把自己色盲的情况跟他讲了，他就把色盲限考的专业大致告诉了我，并建议我报考文科。要我扔掉数理化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喜欢上它们了，门门功课都想学下去，一门都不想放弃。再说了，很多人认为考文科的绝大部分是差生，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归到那一类去。但高考对色盲症的太多的限制使我心烦意乱，也影响了我继续刻苦地学习数理化的情绪，自然成绩有所下降。当年一直在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不允许过早分科，到高三第二学期开学时还是按照老课表上课。后来接到了通知，1964年高校招生分成两类：理工医农和文科。很多同学已经早就心中有底，我也逐步地下了决心准备考文科。报考文科绝大部分是数理化成绩不好的同学，那个铁杆子文科姜汉林属于信心十足者。让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前面提到高一物理第一次测验名列第二而让我肃然起敬的巾帼英雄陶一华居然也报了文科。她的数理化成绩始终名列班级前茅，担任班团支部书记的职务，是一个和张老师接触非常密切的女生。张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希望班里能够有人进入当时非常稀少的新闻系，将来从事记者和报纸的编辑工作。县中从1956年开始招收高一，1959年是首届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直至1963年共五届，没有一个文科考生被录取到新闻专业。张老师说，其他文科类专业都已经不算稀罕，暗示我们要敢想敢报，为学校增光。我是班长，陶是团支部书记，我们两个报考了文科，被很多人认为是张允中老师挑选了几个优秀生放弃理工医农冲刺文科的顶尖专业。报考文科有四个人的呼声最高，除了我们两个，铁杆文科姜汉林，还有一个就是同样患有色盲症的邱茂林，他的成绩明显高于其他报考文科的考生，跟我有某些类似，应该说考上理工医农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考前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互相鼓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应该有所弃才能有所得。
差不多到了四月份才开始分类复习，原来的行政班级依然存在，即在复习语文、俄语、政治的时候大家仍然在一起上课，遇到数理化的课程，我们这些报考文科的差不多二十个同学就到另一个教室由语文老师给我们复习古文，历史老师发下大纲，指导我们重温以前历史课程学习的内容。就这样总共分类复习仅仅是三个月的时间就要参加高考了。
考前填报志愿。我觉得自己的古文和作文实力不强，想发挥自己俄语和数学的优势（尽管我没有参加数学复习课，总觉得自己的基础在报考文科的考生中还是应该算是好一点的），因此填报了一些外语专业以及需要加试数学的哲学专业。我是先填写一个草表，让张老师进行修改。第一张表填写重点大学，张老师要求我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作为第一志愿，接着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几个外语专业，南京大学的外语系和哲学系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外语系。第二张表填写一般院校志愿，由我自己填写。我报考了中央财经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扬州师范学院等。邱茂林的第一志愿也是人民大学的新闻系，陶一华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姜汉林早就认准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决心当一个语文老师。志愿填报结束，我们激动了好几天。上一届已经进入高校读书的同学有了来信就在班里传阅，我特别神往其中有个同学来信说他乘着大型客轮沿着长江上行，经过了白蛇传故事中传说的水漫金山；另一个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学说他见到了他的校长郭沫若，说郭校长满头青丝，最近还讨了一个女大学生作自己的老婆。如果我能够考上大学也一定会碰到让我十分激动的事情，我每天都在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但在张允中老师的调教下，我已经变得比较沉着，做好了两种思想准备，当时叫作“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张老师要求我们考前多想考上的事，激励自己增添信心；考后多想考不上的事，免得落榜后过分痛苦。
1964年的7月上旬我们集体购票从金沙坐汽车到南通，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肯定很多人都和我一样。那时从县城到南通的公路还是砂子路，时有高低不平，车子上下颠簸，大家在车上吓得直叫唤。考场在南通中学，考了两天。第一天气温特高，考场里放着冰块，监考老师不时地冰着毛巾给我们擦脸。夏天在地里干活，汗水淋漓是经常的事情，考场内还没有热到浑身淌水的地步竟然能够享受冰毛巾的待遇觉得非常开心，一点也不觉得热了。第二天下午雷阵雨大作，天气凉爽了许多，更让我觉得这场惊心动魄的考试如同平时测验一般，一点也没有感到紧张。能做的都做了，没有任何异常，也就是说发挥正常。由于我报考了外语专业，第三天上午要进行俄语口试，下午还要到南通体育馆听当时放弃高考下乡务农的典型董加耕的事迹报告会。口试也觉得比较顺利，面试老师提出的俄语问题我都能听懂，这就使我能够做出恰如其分地回应。
高中毕业照
董加耕是江苏盐城地区建湖县人氏，他高中毕业放弃考大学直接下乡务农成为当时江苏省委宣传的典型。他到南通作报告是刚从北京参加过全国团代会，并且当选了团中央的委员。听听他的报告让我做好了不被录取的准备，总觉得高中毕业当农民一定跟传统农民有很大的区别。
高考以后的暑假还是漫长的。由于自己已经成人，19周岁了，160厘米高，体重50公斤（高考体检的数字，都是整数，忘不了），完全可以下地干活挣工分了。我每天跟那些男劳力一起下地，主要的是车水浇灌稻田。就是那种龙骨水车，四个人上去登起来，让水车旋转把河里的水不停地刮上来淌入稻田。（这种龙骨水车成了江南农村游的旅游项目，据说江阴市的华西村里就有，我没有去看过。我们家乡把这种龙骨水车都当柴火烧掉了。）根据张老师的吩咐我一点也不去想上大学的事情了，一心一意地准备务农种地了，把自己变成一个像祖辈一样的胼手胝足的农民，布衣芒屩，出入于阡陌之上，觉得也蛮痛快的，绝对没有小的时候那种因为干活而产生的十分痛苦的感觉。父母亲看我这样卖力干活，估计我考得不好，也做好了准备。两个人商量着积累几年，到25周岁时给我结婚。
两人车水，南通是四人车
金余街上有我的高三的同班同学，姓陈名汝继，他也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家是开中药铺的，属于居民户，脱离了土地。高考后他就呆在家里等发榜，十分担心自己落榜。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到我家里跟我说说心里话，把自己惴惴不安的心情向我倾吐一番，他觉得压力很大，非常恐怖。我要比他坦然多了，家中姊妹六个就我一个读了书，而且是高中毕业，我十分知足。陈汝继心事重重地跟我说，如果咱们两个都考不上，他或许压力还小一点，如果我被录取，他落榜了他就活不下去了。因此他认为最佳的结果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第二个结果是榜上有他没有我，第三个结果是两个人都落榜，最坏的，让他活不下去的结果就是榜上有我没有他。
那个年代高校的录取工作非常缓慢，差不多到了八月中旬，听说录取的名单到了学校。我和陈汝继约好一块走到学校去找张老师询问。一路上，陈汝继十分担心最坏的结果，我劝慰他说第二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到时候我为他送行。到了张老师宿舍，他慢条斯理地搬出凳子让我们坐下，第一句话“你们两个都是大学生了”让我们两个彻底安心了。接着他告诉我们，陈考上了浙江大学，我被南京大学录取。学什么专业不知道，要我们在家里静候录取通知书。张老师对班里的录取情况已经倒背如流，我得知邱茂林录取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陶一华复旦大学，姜汉林北京师范大学，他们三个全是第一志愿。尤其是邱茂林和陶一华果真能够学习新闻吗？我觉得还是他（她）们厉害，要创造县中历史了。不过我对自己能够到南京读书已经觉得十分满足了。
回到家后连忙骑上自行车到离我们家不是很远的易杰林同学那边去报喜，他被合肥工业大学录取。家乡土地珍贵，乡下路窄，秋初季节，路两边庄稼是长的最高的时候，几乎把路覆盖了。我两次从车上摔下，可能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喜悦激动的心情难以控制的缘故，好在路两边没有河沟，否则就要掉下去了。那是个离电话普及还很遥远的年代，我只能采用这种方式把被录取的好消息尽快通知给同学。
大概又过了三四天我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我被录取到外国语言文学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要学习德国鬼子的语言了，做梦也想不到是这个结果呀，不知道学会德语后将来会从事什么工作，一定会到遥远的地方上班了，我的心开始飞翔。后来我也获悉了消息，邱茂林和陶一华不是新闻专业，分别是历史档案和中文，张允中老师想给县中创造历史的想法没有实现，不过能够把文科学生送到复旦、人大和南大，理科中一人进了清华大学，三人进了西安交通大学，一个进了浙江大学，全班52个同学录取了15个，13个重点大学，张老师感到十分的欣慰。
接到南大录取通知书后的照相
那个年代的教育被后来人称作“精英教育”，能接受高等教育确实太难了。进入高中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这一届100多个小学毕业生读初中的差不多二十来个（包括民办初中生），到了高中剩下四个，进入高校是三个，那就是陈汝继，我，还有一个是进入当时的无锡轻工业学院，后来改作江南大学的唐瑞如，落榜的是前面提到过的我考上高中给我报喜的二师母的女儿王英。每每想到这些就会更加珍惜就读大学的宝贵机会。
从接到通知书到离家去南大报到大概只有十来天的样子。那个年代没有任何喜庆，爷爷听说后激动地从乡下过来给我祝贺，姐姐给我做了个绣花枕头套，叔叔给我买了双跑鞋，这是我第一次有了一双用钱买来的鞋子。父母哥姐都忙于给我做准备工作。临行前，父母亲给我40元钱。40元可是一个大数字，我口袋里从来没有装过那么多的票子。前面说过，在二甲读初中时的每月伙食费是6元。当时物价稳定几十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一直抱有这种想法，读大学了，一切都有国家包了，不需要父母亲负担了，第一次带了那么多钱，以后就可以不要再伸手向父母亲要了。
能进省城就读全国著名大学更使我觉得师恩难忘，下面我要用专门写一点有关张允中老师的事情。前面提到了他的周会课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说准确一点，张老师是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师长，注意，没有“之一”。
我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后的追求、作风、思路、方法，以及对于逆境的处理等等都深深地打有他的烙印。进入高三，在他的调教下我开始思考人生，确定目标，制定计划，实现理想。他经常用自己的亲生经历给我们表述深刻的思想。张老师原来是学法律的，改行教语文，在全县，乃至整个南通地区教出了名堂，是当时县中校内四个四级教师之一，新华日报的通讯员，当时仅仅32岁的样子。他的很多观点影响了我一辈子。譬如他认为一个只能跟老师学习而没有自学能力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人要不停地努力做出超乎自己想象的事情；对自己的现状既要满意，又要不满意，前者让你心满意足，生活痛快，后者要你不满足现状，不停地前进；人生目标要敢于奔高，不想永远不能实现，想了就有可能实现，即使不能实现也一定会有一些副产品让你有所收获。他的这些有关人生的箴言一直鼓励着我，指导着我，直到我进入花甲之年仍然觉得意义犹存。
1963年盛行话剧，学校文工团在全校挑选演员演出当年流行一时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张允中老师找我们商量说，我们高三四班一个班能否独立排练一个话剧。这是我们实在不敢想和不敢做的事情。但是登台演出对于我们这些十八九岁年青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然十分跃跃欲试。张老师要带领我们做一件超乎寻常的事情。他选定了剧本，挑选演员。开始时我是一个配角，由邱茂林担任男主角，女主角非陶一华莫属。在张老师领着我们朗读台词，背诵台词和对台词的过程中，他对男主角一直觉得不甚满意，并终于下决心，要我替而代之。我很快记忆了男主角的所有台词，对这个人物的个性与追求也有了比较准确地把握。彩排那天我的表现有好几处不能令人满意，迫使我进行认真地思索，产生了对台词做一些修改争取良好效果的方案。正式演出的那天晚上，我给了大家一个惊喜，产生了比较好的舞台效果。整场演出顺利成功，令全校同学对我们高三四版刮目相看。我们这几个演员过了一场登台表演的戏瘾，张老师带着我们做成了一件大家不敢做但又十分想做的事情，对我们今后的进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对张允中老师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中，时不时地浮现出来，永远抹不去。高中毕业后我有幸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到大学同学，我的老乡曹乃云家去，张老师的夫人娘家是曹的邻居，正好他们都在那里，师生得以见面聊天长达两个小时。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回到老家和巾帼英雄陶一华见面，她回到母校县中教语文，并升至教导主任，跟张老师同事。陶的丈夫正好也是我们高中同班，三个西安交大生之一的黄步钧，这样他们俩口子又约了几个一块前往看望张老师。由于人多，本人没有能够与他促膝细谈，当时根本没有想到，那就是与亲爱的张老师最后一次见面。隔了一段时间，陶告诉我，张老师调到了当时的南通师专；再隔一段时间，她就告诉我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张老师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写了那么多有关他的话语只能告慰于他的在天之灵了。
2008年11月于墨尔本
2012年1月28日于芝加哥
2012年3月31日二校于芝加哥
2023年8月3日上传网站于徐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