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灭佛
上篇说到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开始的时候中原士大夫对佛教并不接受，认为佛是外国的神，即胡神，汉人有自己的神圣。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国石虎还曾下诏，汉人不得出家，不得进寺烧香，从官员士大夫乃至百姓一律禁止，违者问罪，国人为僧者，一律还俗。后来出现了三个武帝灭佛事件，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
北方的五胡十六国最后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同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毁佛事件，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当时的北魏司徒崔浩。第60篇里对崔浩已经作了介绍。
崔浩向来不喜欢佛教，经常向拓跋焘进言，认为佛教虚幻荒诞，在世上浪费财物，损害百姓，应该全部消灭掉。有意思的是崔浩的妻子好佛法，笃信佛教。据《北史卷二十一列传第九（崔浩）》记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厕中。”不久，崔浩再次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启用，任司徒，位列三公。太武帝开始只是部分听从了崔浩的建议，做法比较温和。拓跋焘和崔浩都信重改革天师道（即176篇介绍的正一道）的寇谦之，奉道教。崔浩向拓跋涛说佛法如何荒诞，危害百姓，宜禁止。于是，拓跋涛于公元446年正月，下诏限制奉佛，但并没有完全禁止。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正是这件事导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规模灭佛，最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场佛法浩劫。公元446年，拓跋焘讨伐北魏叛民首领盖吴，来到长安后，进入一座佛教寺院，和尚让拓跋焘的侍从将官喝酒。拓跋焘的侍从将官来到和尚居住的房里时，发现那里有许多兵器，出来告诉了拓跋焘。拓跋焘勃然大怒，说：这不是和尚应该使用的东西，他们一定同盖吴相串通，想作乱的。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将全寺院的和尚都杀了。封查寺院财产时，又发现酿酒的工具及州郡牧守和富人们寄藏在这里数以万计的东西，又发现和尚挖的用来藏匿妇女地下密室。于是，崔浩借机劝拓跋焘尽杀天下僧人。据《资治通鉴卷》记载：“崔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与浩固争，浩不从。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
当时，太武帝拓跋焘下了这样一道诏书，内有：“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第60篇还讲述了崔浩本人最后的结局，在他修《国史》的问题上被人抓住把柄，获罪。不仅自己被拓跋焘所杀，而且还被夷灭三族。崔浩被抓，囚禁在一个笼子当中，送到城南，几十个押送的士兵一起在他头上撒尿，崔浩惨叫，呼声不绝于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本人结局也很不好，被宦官宗爱弑杀，只活了45年，佛教自然赌咒他俩罪有应得。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此次行动，客观上对佛教在中原的发展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后来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佛教才再次在北方兴盛起来。
到了北周武帝也启动了灭佛事件。就是那个灭了北齐的北周武帝宇文邕自建德三年(574年)始，至其驾崩(578年)，共五年，史称“建德毁佛”。宇文邕即位之初，循例事佛，但更重视儒家。天和二年(567年)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还俗沙门卫元嵩上书请删寺减僧，此论深合帝心。武帝为禁抑释道，制造舆论，从天和至建德年间(566年-578年)，曾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等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甄鸾、道安等屡上书驳斥道教，纷纭不息。天和三年，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亲讲《礼记》，欲以儒术治天下。
建德三年五月始议禁佛，诏僧道大集京师，斥佛教不净，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在原齐境内推行禁佛之令，沙门慧远与帝争论不果。禁佛后，北方寺像几乎灭绝，众多僧人逃奔江南。
自从北魏北周两次摧毁佛教之后，佛学在中国进入低潮。紧后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与佛结缘，是因为他生在庙里，其父是佛徒。杨坚当了皇帝，便大力宣扬佛法，广建寺庙，成了中国帝王中又一佛门皇帝，志在“中兴佛法”。虽然隋从建国到灭亡只有短短的38年时间，但佛教得到大力的宣扬和推广。杨坚由于没有处理好皇位的承继关系，被二子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害死于仁寿宫龙床上，时年64岁。杨坚一生事佛，最后结果却是一场悲剧，也不知哪柱香没有烧到。
即使是在佛教鼎盛时间唐朝也出现了一个毁佛的皇帝。第91篇叙说了唐武宗李炎崇信道教。鉴于佛教势力泛滥，损害国库收入，在道士赵归真的极力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公元845年(会昌五年)诏令僧侣四十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五十岁以下，很快连五十岁以上无礼部度牒者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求法的僧人也被强迫还俗。下令拆毁佛寺，并派御史分道督察。经数月努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史书肯定了当时出现中兴局面，史称“会昌中兴”。
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对唐宪宗参与众僧人到凤翔迎接佛骨表示愤慨，特别写了一篇传世之作《论佛骨表》，文中他大声疾呼：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他不怕佛教的赌咒，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尽管字字掷地有声也阻挡不了宪宗皇帝参加到迎接佛骨行列。
唐武宗本名一个“瀍”字，他生病后，道士说“瀍”属“水”，与本朝尊崇的土德不合。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土克水，“瀍”被土所克，因此破解的办法就是更名为“炎”。因为“炎”属火，与土比较和谐。重病中的李瀍居然相信了，真的更名为李炎。然而，更名后的第十二天，三十三岁的唐武宗驾崩了,在位仅六年。
唐僧取经
唐代著名高僧，大名鼎鼎的玄奘法师（602年-664年），后世俗称“唐僧”，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鸠摩罗什上篇已经涉及，真谛是古代西印度优禅尼国人，南北朝时期到中国，受到梁武帝的热忱接待。玄奘师通过学习，深感真谛等古德译著不善，致使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遂产生去印度求弥勒论师之意。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当时的唐朝皇帝对佛教并不支持，所以没有获得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一人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前后十七年学遍了当时的大小乘各种学说，带回经论657部。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到达长安。太宗得知他回国，立即诏令在洛阳接见他。
玄奘法师唐僧取经孤身一人行
唐初统治者尤其太宗时期，屡次规劝玄奘弃佛还俗，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有关。史载，唐太宗讨伐王世充，虽常用少林僧兵，但他攻占洛阳后，废除隋朝寺院，大肆裁汰僧人。另外，唐太宗崇尚文治，认为佛法无益于天下。贞观二年，唐太宗语谓侍臣，梁武帝父子好事佛教，结果国破家亡，应当引以为鉴。他在朝堂上公开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佛骨是佛灭度后，火化所留下的遗骨、遗灰，称为佛骨。又称佛舍利，或单称舍利。晚唐几个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极一时。当时有识之士依据儒学思想，提出反佛的意见。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儒佛矛盾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暴发了。元和十四年是开塔的时期，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到这一消息，写下《谏迎佛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列举历朝佞佛的皇帝“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最后经大臣营救，贬潮州刺史。韩愈有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度牒的异化
为了加强对出家为僧的管理，很多朝廷规定对合格者发给度牒，以便限制出家人数和遴选出家人才。但同时规定僧尼接受度牒，必须纳钱，因此度人为僧，统治者也有好处。早在唐代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就有卖度牒的弊政。即如身份很低的屠沽，用钱三万也可得度。后来政局不稳定，这种收益更觉有必要。如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军费增多，政府财政支绌，就派人到太原去纳钱度僧尼道士，十天左右得钱百万缗。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把度牒当成筹集财政收入手段而纯熟运用的一个朝代。度牒不但可以出售筹资，甚至也成为一种有价证券流通。宋朝政府不但出售度牒筹钱，甚至在需要政府出钱的场合，给一些度牒当作现钱，如政府支付和买绢籴米的时候，往往给老百姓度牒而不是现钱。这样有钱人就可以购买度牒，免去一些规定的义务，这是对佛教的亵渎。
佛学的积极意义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教的根本精神，这对信徒或旁观者来说都应该遵守。人生充满未知和痛苦，在世经常难称意，总有削发为尼剃度为僧的事情发生。少年大学生宁铂出家做和尚讲经使众人觉得不可思议。中科大没有一个宁铂喜欢的专业，致使他苦恼至极，而佛教在解除人生痛苦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做法，确有独到之处。即使不是佛徒也能从佛学中寻求宽慰。所以说佛教是人类之需，社会所求。2018年宁铂还俗了，现在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宁铂出家
不相信三生报应和六道轮回，但也不应该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那般去做坏事，而应该平等、敬畏、感恩、慈悲地看待一切有情众生。有宗教信仰的人心里，会自觉遵守，比法律还管用。佛教历史上没有参与宗教战争的先例，佛教教义深奥，戒律严明，睿智理性，极其不容易被极端化。佛教的慈悲和包容是所有宗教的楷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佛教界鱼龙混杂鱼目混珠的事情时常发生，寺庙里也时有被铜钱熏臭的现象存在，如同唐朝柳宗元所云：“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也有人把佛教神话当真，大搞封建迷信活动，这些都应当引起受众的警惕。随着历史的前进佛学会与时俱进，不断进化发展，更加符合需求人士的要求，吸引更多非信众的参考学习，永远不会停息。禅学源远流长，名僧千千万万，积累了众多使芸芸众生悟道除苦的言说，这些都是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必须得到保护和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