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高中教学结硕果，不惑之年有困惑-融贯中西网站

前面提到1978年年初恢复高考，到我们1980年9月份到郑集中学上课已经进行了三次高考。铜山县上报江苏省两个重点中学，东片为侯集中学，西片为郑集中学，这是因为铜山县是当时徐州地区最大的县，其他各县都是一个重点中学。县教育局的谋士们觉得一个县里有了两个重点就可以展开竞争，他们可以在办公室里坐收渔利，在整个地区保持不败。1980年的高考，侯集中学超过了郑集中学，而从历史上看，郑集是铜山县老大，候集是老二，如今老二超过了老大，郑集的压力很大。我们初到郑集就听到一些老教师以及几个领导说侯集那边咄咄逼人，放出大话，要在1981年把郑集中学摔后老远，让其伏贴称臣。郑集中学从全县范围内点将调遣，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要迅速打好翻身仗，保住老大位置。那年高中仍然是两年制，应届高二有四个班，三个理科，一个文科。另外开办了三个复习班，两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合起来是五个理科班，两个文科班。我们两口子均担任了即将参加高考班级的英语课，我担任的是应届理科三个班，张美兰担任是文科复习班，另外还有高一的英语课。

应届理科三个班分成了快慢班，实际是好差班，一班和二班的水平高，集中了一群接受能力强的孩子，三班是差班，知根知底的老师不愿意担任这个班的课程，更不愿意担任其班主任。我是一个不打听不操心不给领导做任何工作的人，结果就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了我，让我担任了该班的班主任，确实花费了我很多时间进行教育管理，但我的主要精力则在英语教学上，每天动脑筋备课，设计练习题，通过反复练习让学生掌握单词、短语和语法。我这个人与其他老师的不同点在于喜欢自己动脑筋设计练习，我的很多供学生练习的题目都是自出机杼，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可以提高针对性的程度，能够根据教学实际进度和学生的实际接受情况进行对症下药，获得比较理想的训练效果。一般老师习惯购买或找来参考资料进行摘录，甚至不动多少脑筋的全部照搬。当时老师们均具有协作精神，训练材料一旦印成练习讲义基本上就全年级共享，这叫练习各自搞，训练都一样，避免各自为战。大家可以听到我们外语公室里两台打字机始终不停地敲击声。早在1978年我就熟悉了英语打字机的键盘，十个手指头全部动起来进行盲打，自然是速度最快的。很多青年老师用两个食指捣起来，尽管样子不好看，但也打出了很多的练习。学校怕讲义成灾，各学科都抢学生的时间，影响全局，对各学科的讲义以及辅导时间进行控制，我们就强调外语的特殊性，争取允许多印一些讲义。对我们英语老师有点不利的是1981年的高考，英语成绩按50%进入总分，经过三年逐步过渡到与其他学科一样。

为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我阅读了一些教育家的文章，其中物理学家严济慈的教育思想对我影响颇深。他说：“教书首先要大胆。上了讲台，拘拘束束，吞吞吐吐，照本宣科，或者总是写黑板，那就非叫学生打盹不可。要像演员那样，上了台就要摆出‘老子天下第一’那个样子，要‘目中无人’，要用自己的话把书本上的东西讲出来，要有声有色。这时你才能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同学们看你的眼色神情在变化才能被吸引住。要做到这一点，诀窍就是讲课不要现准备现讲。要融会贯通，能从头讲到尾，也能从尾讲到头。能讲一年之久的课程，也能把它在一个月内讲完，能详能简，能长能短。”按照严老的教诲，我养成了课前做好充分准备的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充分准备并不意味着要把教案写得十分完整，而是要把上课的内容安排妥当，临进教室前提纲挈领地写下几条，务必使讲课有条不紊，主题明确，上下贯通，逻辑性强。

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与全体老师的通力合作，1981年高考成绩公布后，郑集中学一片欢腾，不是侯集中学把我们摔后老远，而是反过来我们把他们远远地抛到了后边。郑集中学进入本科线的共有60多个，而侯集只有20多个。英语成绩非常突出，给学校涌现高分生创造了条件。我们学生高分人数多，在填写志愿时让高分学生分散，以便让全国的著名大学里都能录取我们的学生。应届二班的女同学张淑宏为全校最高分，同时也是全地区八个县的状元，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在北大读研留校后通过托福和GRE到美国耶鲁大学读博，毕业后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制造香精的一家公司上班。1981年高中毕业这批学生散到了全国，出国深造的也有好多，成了各单位挑大梁的人物。

到了重点中学，高考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确实让我们激动了一番，尤其是看到很多同事的孩子考上了著名大学，我们自然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了想法。当时我们的力力才开始读小学四年级，量量五周岁还在南通老家爷爷和奶奶那边。我们打算定定神神在郑集中学多干几年，让孩子们也能在这所学校接受教育，考上理想的大学。

郑集中学的高考水平总体来讲比较稳定，但要做到年年高产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经常说不清道不明的高低起伏，其实归根到底是大家都在努力，竞争的范围在扩大，竞争的强度在加剧，谁也不能当常胜将军。1982年由于两年制高中向三年制过渡没有应届毕业生，1983年高考我担任班主任的高三（2）班，上了十几个本科线，但没有高分。而后我想辅导一些报考英语专业的考生，因此担任文科的英语教学，1984年经我小班辅导的外语考生被录取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西安空军学院，苏州大学，徐州师范学院的英语系；1985年经张美来辅导的应届生有两个踏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另外还有考上了南方的广州外国语学院以及徐州师院外语系，而全校的高考成绩在整个地区属一般水平，但在铜山县保留了老大的位置。直到1987年郑集中学第二次出现奇迹，当时校外的一个复习班达到本科线的就有差不多30人，全校总体成绩名列全市前茅。其后的88和89 两届均是一般化。一些老教师觉得无奈，就把一个学校每年的高考成绩比作是苹果收成的大小年。据说苹果的收成有大年和小年之分，摊到小年，果农再费劲，树上的果子挂得稀稀拉拉；如果是大年，沉甸甸的苹果满树都是。张美兰在郑集任教9年，我晚走一年，正好十年整。对于高中英语教学我的感觉是越教越胆小，从来不敢吹牛放肆，因为你可能花费了好大力气，结果并不理想；或许你循规蹈矩，没有瞎动脑筋，学生们的英语成绩也还不错。有点“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味道。有的年青老师一次考试出现点成绩即沾沾自喜，我就觉得他们太嫩了些，想当教学上的常胜将军着实不容易。这是因为决定高考成败的因素很多，譬如学校的学习风气、学生的基础、学生中领头羊的水平、班主任的工作、各科老师的团队合作等等。从长远着眼，我的个人精力早在1983年前后就逐步发生转移，放弃了永争教学成绩第一名的想法，继续攻读英语经典，并且博览群书，开始写作投稿，走上了一条与众多教师不尽相同的治学道路。治学和教学理论上说应该是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但要完全统一起来也并非易事，这一点我会在后面的章节里比较详尽的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