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讲述的明穆宗朱载垕（同厚）有四个儿子，长子和次子俱早亡，六岁的三子朱翊钧在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明穆宗隆庆帝病危的消息，此时的小太子只是一个十岁的娃娃。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接受顾命。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
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与张居正关系不好。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联手，共同对付高拱。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朱翊钧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即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张居正开始担任内阁首辅。
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十岁即位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故宫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
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
经济领域张居正汲取海瑞的成功经验进行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最有意义也最有成绩。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张居正整个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1582年（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1567年（隆庆元年）至1579年（万历七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万历小皇帝的支持下内阁首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军事上，张居正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所需的种马，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这就使得“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扭转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张居正是是湖广江陵人，故这十年被史家称作“江陵柄政”，也叫做“张居正改革”。但是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明朝的士大夫忠君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未能尽孝何来忠君。武宗朝的大学士杨廷和也是一代名辅，收到父亲的讣告即回家守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人情汹汹，无论是御史还是六部官员都上疏要居正守制，这给居正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时神宗朱翊钧还不能亲政，国家大政均需居正裁决，不想让居正回家守孝。最终由神宗诏谕群臣，再及张居正夺情者，诛无赦，非议才消止。
要知晓，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地方官员乘机配合兴浪，是年十二月初八日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弹核冯保十二大罪状。万历帝览奏之后大喜说：“吾待此疏久矣！”便根据疏求查抄冯保家產，并将冯保发配南京孝陵种菜。这样张居正也遭遇冲击，差一点被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万历帝迫于物议，恩准给张家留空宅一所，田十顷养张老太太赵氏，余子皆充军。一年后赵氏在悲伤中死去。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也惨遭迫害，有的削职，有的弃市。
张居正死后的三十八年里万历皇帝一直在位，翻身无望，直到四十年之后，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万历帝朱翊钧的孙子天启皇帝明喜宗朱由校才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亲政后的表现如何，后面的三十八年里又会发生哪些重大事件，敬请诸位接着阅读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