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5年春节大年初六出生，母亲说我是半夜子时。等我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电脑万年历查找方便时方知我的阳历生日应该是1945年2月18日，但我的档案出生日期是1945年3月6日，这是我在上初中时自己填写的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小时候和同岁小孩子相比总是比别人月份大，人家比我小反衬他（她）们个子长得高，分量比我重，甚至学习不如我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非常希望自己的月份也小一点。读初中时已经知道阳历比阴历要早一个月左右，我就索性添加两个月，把阴历的正月初六变成阳历的三月六日了。这种孩子的心态或许让人不可理解，但当时我就是这样想这样做了。
听母亲说我的出生使家庭十分喜悦，原因是在我之前连续三次怀孕全是丫头。另外出生日子好。在我家乡对生日的说法是，男逢六吃鱼吃肉，女逢六穿红戴绿，觉得这个孩子长大后没有苦日子。尽管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有时候也使我对未来产生了一定的信心。
我的出生地当时叫作：中国江苏省南通地区南通县金余乡水伦村。行政名经过数次变革，到我写作时的地址是：中国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金余村。通州区的前身是通州市（县级市），再往前就是南通县，县城是金沙镇。金余在金沙的东边约12华里，自古就叫金余镇，尽管不是正式的行政镇级。家乡原来是一个地道的水网地区，南北方向相隔800公尺就有一条小河，这些小河把地块隔成了“总”或“甲”。金余在第一总，当地土话称“头总”，往西以次叫作“二总”、“三总”、“四总”等。金余往东称为“甲”，依次是“九甲”、“八甲”、“七甲”等。如果你能查看一下南通市或通州区的地图，已经形成比较大的集镇有“五总”，“十总”，“二甲”等。其实在通州有很多相同数字的“总”和“甲”，十总十甲一重复。历史上家乡地名开始只有“总”，没有“甲”，到北宋王安石变法成保甲制才把金余往东称作“甲”了。
家乡是一个地道的水网地区。前面提到南北方向每隔800米就有一条河，河宽大约10米，因此临近的“甲”或“总”之间走动很不方便，因为河上的桥很少，走在这些桥上还得有胆量，因为桥是用木头作腿，上面铺上木板，很窄，两个人面对面勉强能过，也没有栏杆，小孩子不敢单独过桥。
甲与甲总与总之间的木桥
据历史记载，通州境域，初为江海域中的沙洲，南北朝(420-589)中期出水，南北朝后有人定居，煮盐为业。唐朝为盐亭场，设防务机构。半沙洲涨接大陆后，即凿河运盐，开通至扬州的航道，并打坝筑圩，种麦植黍，改变单一从事盐业生产的局面。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建静海县，隶属通州。明洪武元年（1368年）静海县并入通州，明代陆续在沿海堰外大规模围垦，农业逐步发展，家庭棉纺织业和粮油食品加工业兴旺，商业日趋繁荣，文化事业发达昌盛。明末清初，经济衰退，人口下降。清康熙即位后，实行奖励垦荒制度，境内经济逐步复苏，至清代中叶，成为著名的“土布之乡”。清雍正二年（1724年），通州升为直隶州。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5月，改称南通县。家乡在南通市东50华里，开发的时间要晚一些。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老祖宗在这一片长江冲击平原上首先南北挖河修水利，然后再挖东西走向的长距离的运河用于运输。老通吕（南通到吕四）运河是南宋时期的1265年开凿的。2009年6月我和张美兰使用计步器走了九甲和头总，距离是800米，又走了二总和三总还是800米，说明当年开发者对整个大地的河流进行了精确的丈量设计。（史书上说一总和一甲是一华里，即500公尺）河网的形成保证了灌溉和排涝，人们开始移居此地。据推测应该是北宋初年。
我的出生地在金余西边的三总往北。父母亲在我三周岁时从乡下搬到金余街上，那时他（她）们三十刚出头，尽管只是挪了四华里多路（经过我计步器测量的实际距离为2200米），也算是农民进街，具有一定的闯劲。初到街上自然困难重重，租了两间草屋，还有一个小的店面做起了生意。那时共产党即将拿下天下。一天下午我也在小店里突然见到有人持枪匆忙从店北边的桥上冲下，大人们意识到可能打仗，连忙关店锁门回家。到家后我坐在后门口，呯呯两声枪响把我吓得蹦得老高，妈妈怕我受惊吓，哄了老长时间。
尽管父母搬到了小镇上但一直不敢丢了土地，农忙季节就在乡下住下来。当时的通州乡下家家户户沿着把大地分成“总”或“甲”南北方向的小河居住。我们家住的前面还有一个池塘，四周长满了各种树木。池塘和小河间有一个小坝，下边有洞与小河相通，因此塘里是一池活水。池对面住着本家的另一家，大家都在里边淘米，洗菜过衣服，饮用水也从里边提取。庄稼地就在住房的西边，地块被东西方向的界沟分隔，界沟里长满水草和芦苇，家门口的池塘和界沟相连，绝对没有现代社会的污染，但池里的水肯定也不可能有多干净。
我爷爷宋广元比我大54岁，母亲说他（她）俩都属兔。中国文化中的肖属让你回忆计算一个人的年龄非常方便。12个动物代表12年，然后新的循环开始。母亲和爷爷都属兔肯定相差24年。老娘是1915年出生，比我大30年整，爷爷就是1891年（光绪十七年）出生。母亲到94岁时对同辈和上代人属哪个动物都能报过一清二楚，这就为我计算他们的出生年份提供了准确的依据。把这些记在下边表示对长辈的一种纪念似乎与每年烧经上坟相比更有一种别样的意义。
奶奶属蛇，1893（光绪十九年）—1965（72周岁）；外祖父严汉林属龙，1892（光绪十八年）—1973（81周岁）；外祖母属马，1894年（光绪十九年）—1963（69周岁）；父亲宋进才属虎，1914—2005（91周岁）；母亲严才芝属兔，1915-2010（95周岁）；大叔宋进友属龙，1916—2009（95周岁）；三叔宋进来属鸡，1921—1960（39周岁。困难时期饿死的）；小叔宋进发属狗，1922—1949（27周岁，生一个疔疮而伤命）。2021年7月3日，听说小婶子去世虚岁98岁，再来看了这篇回忆。姑母属马1930年出生，2023年8月上传网站时候已经93周岁，2024年94周岁去世。
1948年底父母亲租用了姓马的一小块地皮开始盖屋，由于地皮不大，房子盖得很不舒服，不可能盖上如中国大部分人家的坐北向南三间房，而是曲里拐弯凑合着把房子盖了起来。向西是店面，有好几扇木板门白天可以取下便于开展生意。盖房向私人贷款，两分利，即年利20%，蛮高的。由于资金紧缺，房子非常简陋，没有钱买砖头，四周是用芦苇做成障。屋顶用的是稻草，每年要换一次，即使如此，每逢夏天雨季肯定要漏雨。这时就要把所有的容器动员起来接水。下大雨时由于地基不高，外加苇障没有堵水功能，混浊的泥水经常涌了进来。父亲只好在家中挖几个坑，让水流进去，再用勺子舀出来倒进桶里泼出去。不管怎么说也算有了自己的房子，即使是大忙季节，一家人起早下乡，天黑返回，不再在乡下过夜了。
1949年我的兄弟宋德龙（奶名小林）出生，已经懂事的我深感失宠的痛苦，不能和妈妈睡一头了，只好赖着睡在妈的脚头。尤其令我刻骨铭心的是1950年麦收季节，一天晚上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和还不能走路的弟弟全部准备回到街上家里过夜，就是不让我跟着，因为我走不动这四华里的路程（这是我后来使用计步器量出来的），自然成为大家的累赘和负担，要我留下来住在奶奶家，反正第二天他们还是要到乡下来的。小时我夜里憋不住总要起床小便。夜里没有任何光亮，一片漆黑，在自己家里我熟悉马桶在何处，即使是半睡眠状态也不怕，解完手就迷迷糊糊上床接着睡觉。我最害怕睡到别人家，即使上床前向我交代了马桶在何处，夜里起床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甚至误认为还在自己家里，经常发生很多洋相。因此我坚决不愿意留下来，一定要跟着大家一块回去。他们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跟，他们就把我往回赶，我往后退几步，接着再跟上去，这可把父母亲气坏了，回头对我采取强制措施，把我锁进爷爷和奶奶的房间任我哭喊闹叫，这使我伤心透了。后来读了点心理学，方知小时候的这种痛苦属于一种类型的痛苦，叫作“成长性丢失”而引起的痛苦。随着年岁的不断增添，人在得到很多东西的同时会不断地丢失心爱的东西，也就会因此而经受痛苦。
回忆一下当时的生活，绝大部分消费品都是自己生产的。田里不光是种粮食，还有大豆用来打油吃，棉花用来纺线织布，次等的棉花用来做棉袄和被胎。南通地区豆子品种多，尤其是蚕豆，可以用来生产淀粉作粉皮和粉丝；糯米可以酿酒；大豆除榨油外可以做豆腐酱油。我说的这些都是家里自己加工，偶尔出售，大多数自己消费。购买的东西很少，点灯用的是豆油，洗衣服用豆秸灰和水搅和后，经过沉淀后的水，据说里边含有碱份可以去污。舀水用瓢，是葫芦做的；下雨披的蓑衣是用一种长的很高的很结实的草编成的；脚上穿的草鞋是用稻草打成的；鞋子、袜子、帽子等，女人们能用自己织的布来做。由于到处是水，鱼虾和螺蛳肉经常能吃到，再就是鸡蛋。前后院专种自己食用的蔬菜，包括用来腌制咸菜的蔬菜。不到过节很少开荤吃大肉。每年春天孵一窝小鸡，到中秋的时候可以杀小公鸡过节。见不到更吃不到水果。我们家祖传男人是裁缝，农闲时到别家做衣服挣点零花钱买点盐、火柴、锅碗、铜器、铁器农具。搬到金余街上后情况大有变化，父母亲做点小生意后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钱去买了，交换大大增加了。尽管如此，总体还是属于箪食瓢饮的生活。儿时的经历对我读高中时理解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有帮助。
滔水用的葫芦瓢
初稿：2008年10月3日晚于墨尔本
初校：2010年2月3日
定稿：2012年1月24日于芝加哥
又校：2021年7月3日于徐州
上传：2023年8月3日于徐州
又校：2024年10月6日徐州
